北京市水价拟上调0.9元，似乎已是难以扭转的“既成事实”。给人的感觉是，中国许多地方，自来水价格的调整仿佛是一件很方便的事：从消息传出到最终落实，不过十天半个月，就能差不多落实了。这要搁在公益性和效益两方面保持较好平衡的加拿大，绝没这么快捷。

　　拿温哥华来说，今年的水费也涨了，其中供水费的上调幅度是10%；排污费更高，达到16.4%-17.5%。要说幅度也不小，但社会和市民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讨论和表决阶段，最终通过后就很快平静下来。

　　原因何在？这次调整水价不是临时起意的单项调整，而是由温哥华市政府提出、正式列入《2010温哥华财政预算案》的范畴。这个预算案写得很清楚，由于各项成本提高，加上金融危机影响和冬奥会因素，如要维持2010年各项公共服务水准不下降，就需要补上6170万加元（约合人民币4亿多元）的财政缺口。而办法只有两个，要么增加地税11.2%，要么提高公用事业费和服务费。理由清楚，条款明白。

　　在预算案提交市议会表决前，温哥华市利用社区论坛、电话咨询投票和网络调查等形式，将各项调价内容公之于众，并听取公众意见。这一过程长达一个多月，且并非走过场。包括排污费在内的多项调价幅度，最终都根据市民的反馈，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。温哥华市政府也同样组织了听证会，且根据规定，听证会不能预设立场。包括水费在内的预算案听证会，温哥华一共举行了3场，其中最后一场是去年12月3日举行，而议会表决则为12月18日，这是为了给最后有表决权的市议会议员们留出充分研究的时间。

　　显然，在这样一个严谨、周密、开放性的程序中出台的关于调价与否的方案，即使是反对者也很难对这一过程本身提出异议。公众不仅很早就知道要调，且知道为什么调，更可以通过相关机制去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影响最终结果。相比之下，国内的水价调整往往是“前面不知道，揭盖吓一跳”，就算举行了听证会，做了相关的解释，也很难完全平息民众的质疑和抱怨。

　　在加拿大，自来水供应商依靠政府补贴和对水源的控制为生。自来水则是公营项目，但实行完全的市场化管理。所有与直接产品无关的管理成本，都须从水费成本中剔除。而新上马的项目都须严格报批，一旦被认为会影响水费成本，就会被叫停。根据规定，如果自来水供应商提出调价，他们需要提供翔实的数据、资料、财务报表等，并随时接受质询，还须全额负担召开听证会的费用。在阿尔伯特省，最大的EPCOR水厂曾进行核算，发现仅申请并召开一次听证，就需要至少2000万加元。这些自然制约了供应商们的涨价冲动。而在中国许多地方，消费者连“自费维权”都受限重重，就算开了个听证会，费用也是来自大众缴纳的税款。供应商们提出涨价，成了得利，不成也是浪费别人的钱，自然不提白不提。所以，在中国常见的、供水企业以“成本上升”为由申请提价的现象，在加拿大根本不可能出现。

　　由于自来水涨价被列入加拿大的地方财政年度预算，其用途也自然被罗列清楚，公示于众，并受到严格的审计。公用事业原本就是服务大众的事业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就算多一些，最终实惠的还是公众。包括自来水在内，加拿大各种公共事业服务价格的管控，由公用事业委员会掌握。其成员虽由政府提名，却不端政府饭碗，而是从公用事业费中按比例提取（如阿尔伯特省是千分之一）。其经费开支的大部分，都用于聘请律师，为消费者代言。在国内的相关调价议程中，群众意见最大的，莫过于有倾向性的“歪嘴专家”。而唯有砸掉“歪嘴专家”们所端的官饭碗、商饭碗，才能听到真正代表消费者的声音。

　　所以，包括水费在内的公用事业费不是不能调整，而是必须过程透明、决策规范、去向明确、审计落实，必须给社会、给公众以负责任的交代，必须真正做到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也许加拿大的做法，能给中国一点有益的启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