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水务市场化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，“是市场化方向一走到底呢，还是寻求改革新突破。”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原秘书长洪觉民给出的答案是，现在到了“供水归公”的时候。

        “供水归公”就是强调政府在公用事业中的责任，明确政府是公用事业的投资主体。

       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法规司副司长徐宗威也指出，城市供排水是公共服务，不管改革怎么发展，政府的公共职能始终不能改变。 
    
        “政府与企业的关系”正是高辉清所认为的水务改革需要摆正的三大关系之一。其实，中国政府与水务企业发生密切关系的时间并不长，直到2002年建设部发布《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》，企业才算是深入地参与到水务市场之中。2004年，建设部又颁布了《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，对政府主管部门和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界定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，水务市场化似乎和政府退出公用事业划上了等号。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对国有企业“一卖了之”，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“赤峰水污染事件”这类悲剧的发生。 
    
        高辉清向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指出，以前水务市场是政府主导型，企业运营费用直接从财政上拨，现在应该更多地贴近市场，往企业里引入私人资本。但水务企业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，带有很大的公共性，所以还要保证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度。换句话说，即使百姓没钱可交水费，也要保证供水的正常，这就只有依靠政府的控制力。

        水务改革的第二组关系是“市场与监管”。郭鹏用“企业很受伤害”来形容政府监管不足所带来的“痛苦”，他希望政府对“坏孩子”坚决打击，对“好孩子”坚决支持。

        沈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祥形象地说这是“渠没挖好”，即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和完善的时候，急于市场化改革，必然会产生种种不良后果。 
    
        监管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“坏孩子”的退出机制。正如高辉清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所说，“企业运营水务，应该有盈利，但是如果企业存在利润转移，或者通过暗箱操作为自己牟利，就要让其坚决退出”。 
  
       高辉清认为水务改革还要处理好“企业盈利与公共责任”的关系，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，即使企业赔本，也要保证水的供应。涨价也是一样，要看当时的大环境，如果当时CPI涨幅过快，就不宜调整价格，而是要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
        来自企业的张国祥对于“公共责任”更是感同身受，他指出，“公用企业一定要讲社会责任，没有社会责任也就没有立足之地，就将被老百姓和政府淘汰”。 
    
        不管是平衡哪些方面的关系，徐宗威指出，水务改革的本质是借用市场机制的办法，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，加快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，解决公共产品需求问题。“水利万物”，水务改革最终目标还是在于一个“公”字，最终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掌声。